今年的五一注定难忘。
这个由调休积攒而来的5天假期，为很多旅游景点输送了滚滚人流，数亿人次出行，相信也将带来刷新纪录的消费额。
(相关资料图)
在构建以内循环为主、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当下，汹涌的人潮、排队消费的人气，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增长要注重于消费驱动，提醒我们需做好进入消费社会的各项准备。
当然，这次五一的狂欢是非典型、非常态现象：过去三年，受疫情影响，人们在心理账户上积攒了三年多的出行费用，在今年五一长假期间集中支出，这使得这种集中式旅游出行具有特殊性。
同时，统一的长假模式，或许也并不是打开消费社会转型的有效方式。消费是对个体的愉悦满足，将统一的长假作为刺激消费的手段，可能会带来不那么理想的消费体验，拉低消费性价比，如拥堵等消费场景从两个维度拉低消费意愿：一是较差消费体验降低消费满足感，一是抬高消费成本。这样的消费场景，带来不了增量消费满足，也就难以有效增加有效消费容量，不利于内循环的有效驱动。
并且我们也注意到当下对于消费驱动的一些不利因素。目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40%左右，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；16~24岁青年人调查失业率达19.6%，且今年高校毕业生达1158万人，同比多增82万人等，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。
收入是消费的函数，在社保等公共保障体系覆盖度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，居民在分配其可支配收入时，势必将更多资源放在可以缓解未来不确定风险的心理账户中，这使得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为63%，远低于美国的92%。
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消费，投资是通往消费的驿站，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，在压低投资边际收益率的同时，带来大量低效无效资产，会导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。大国经济最稳健的经济动力是消费驱动，因为以投资/储蓄拉动的经济增长，一旦失去内外需的支撑，丧失的不仅是经济自主性，还容易触发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。
为此，中国需打造开放包容的经济内循环制度场景，以让经济发展自主可控。
首先，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将国民收入重点向居民倾斜，以从根本上为最终消费提供充足的可支配资源。若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到全球平均水平（56%左右），将使居民的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。
那么，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？我们认为首要的就是推进税费改革，及打造对等的劳资合作博弈场景等。如政府要基于消费社会的特征，在税收制度上实现由流转税为主向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改革，以打造消费社会的基本制度基础。
其次，完善社保福利等公共保障体系，转变政府专项转移支付方式，实现补人头为主、补砖头为辅的新型转移支付体系。牵制居民最终消费的另一关键要素，就是政府的防护型保障体系覆盖度，基于分配制度视角看，公共防护型保障也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用补人头的方式，将公共防护型保障服务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方式直接给到每个人，将不仅有助于扩大最终消费需求，而且还将有效完善政府采购市场，使其公平和效率兼顾。
再次，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消费市场制度。当前需从制度上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，可在商品和服务等消费市场引入集体诉讼、辩方举证等制度，完善市场自律自治能力，让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等博弈。
最后，积极推动带薪休假制度，以逐渐替代黄金周、短长假制度。职工带薪休假制度，赋予的不仅是人们的自由休假权，而且将有效避免压抑式消费，营造高性价比的消费场景。
唯有让消费成为一种享受，一种精神愉悦和满足，才能真正构建起以内循环为主、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新发展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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