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赵建，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。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30篇原创文章，赵建博士的第588篇原创文章。
欧债危机的成功应对为中国的地方债问题提供了启示，那就是“用财政纪律和改革方案换取救助资金”。你从中央和上一级政府要钱可以，你必须拿出一套严肃财政纪律和精兵简政的方案来换。中央也要对分税制做出改变，或者下放财权，或者上收事权，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债问题的生成机制。
“信用与债务”系列文章发出后，有很多财政部门的专家和领导跟我交流。有位专业素养很高的财政局长给我提出了一个“灵魂拷问”：你说的都对，但是现在地卖不出去，债发不出去，我们都发不出工资了怎么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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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来说，我的“信用论”是价值导向，立足于“应该做什么”，是“做正确的事”。赵燕菁老师的“债务论”是实践导向，立足于“应该怎么做”，是希望能“正确的做事”，因此很多财政局长认为其很有“操作性”。
实际上，很多看上去很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，一旦实施起来就会走样，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危机。房地产治理中的“三条红线”就是如此，简单易懂非常有操作性。我在2021年上半年连发三四篇文章（其中《赵建：警惕资产负债表危机》一文被下架）建议谨慎采用对房企的“三条红线”，否则会引发全局的“资产负债表大衰退”（我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）。一年过后，时局如此，各地拿出更多的钱和政策来救市，的确是得不偿失。
政策是一门科学，并非没有门槛，不是随便一个所谓学者，一个大V，说的通俗易懂和热血沸腾就能提出科学的政策方案。一项政策要科学，必需要有科学的过程和程序，必需群策群力，获取全部信息，争取各方意见并进行讨论方能实施。尤其是，中国经济社会现在已经进化到了复杂的“后发展时代”，是一个发达的复杂经济系统，因此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也要更加科学和审慎。但是现实中，很多政策虽然在中央层面是科学的，但实施起来基层都是简单的“线性行为”（运动式）。过去三年，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：都急于想知道“怎么做”，几乎没有兴趣在“为什么”上；过于看重决策落地效率，但对于问题的生成机理缺乏耐心。就像医生治病，没有会诊研究病理，就急于拿药方，最终的结果肯定是“虎狼之药”，更加加重病情。
当务之急给出的是两条路：一是在资产端，稳住房地产，尽快推动市场活跃度以提高资产、资金周转率，打通资产与资金之间的联系。在信用形成的“第二还款来源”里，抵押品价格的上涨能增强信用，房地产价格稳定了，交易活跃了能给老百姓很多的保障，比如家里用大额现金的时候可以卖房来实现。
二是在负债端，稳住存量，管住增量，坚决制止地方乱举隐性债务的问题，发行专项国债和省级地方债来保基层工资和运营费用。现在债务的发行要“救急不救穷”，债务的主要功能不能再是为了地方政绩，而是为了稳住不发生大规模的危机。
最为重要的是，借鉴欧债危机的应对经验，因为欧洲各国滥发债务的情形，和今天的中国各地诸侯滥发债务形成债务藩镇有点相似。你从上面要救助资金可以，你必须拿预算管理和精兵简政的改革方案来换。上级政府给的钱，可以包含公务人员下岗安置的补偿。这是用资金置换改革，谁不改革就不给谁钱。否则给再多的救助资金也是泥牛入海，债务只能靠更多的债务来维系。
今天地方政府的冗余已经“尾大不掉”。以前地方做预算，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，是按照有土地出让金和能大量发债的情况，由此设立了大批投资公司、发展建设集团、引导基金、园区管委会等，安排了不少领导，招聘了大量人员。从前年开始，地卖不出去，债发不出来，但是人员和费用开支还是按照能卖地发债时的数额。于是地方政府拖欠利息、工资和外包服务款的情形越来越多。
地方财政和债务问题，只是临床症状，背后有深层次的病理机制。既有长期的深层次央地矛盾，地方尤其是发达经济地区的地方政府，不仅承担了当地过多的责任，还通过税收上缴中央转移支付养活着落后地区，只能通过借债来应对当下的支出压力。也有区域竞争锦标赛机制下，由GDP竞赛异化为债务竞赛。各地都在透支中央信用谋取政绩的不良竞争下，不会利用债务杠杆的地区官员就会被逆向淘汰。
在房地产上行周期，这个问题不算严重，因为地方政府形成了“房价上涨—土地转让金增加—信用能力增强—发债增加—基础设施投资增加—公共服务提升—房价上涨......”的正向循环。但是这个循环无法永远运行下去，主要的问题是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，因为高企的房价泡沫正在挤出实体经济，制造更大的债务风险，并带来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。
我们现在的情况，很类似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企亏损和坏账，只是现在的国企换成了地方政府。还有个较大的不同是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们开始全面开放利用外循环，通过海外市场消化了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胀压力。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，外循环是收缩的。同时，我们的人口和债务可扩张的空间，与那时也不是同日而语。
但今天也有二十年前不一样的“家底”：较高的城市化水平，世界最庞大的基础设施，最多的受大学教育人口，发达的产业链和供应链，完整的工业门类，具有创新积聚效应的大城市和都市群，崛起的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......客观来说，我们的确具备内循环为主的必要条件。但并不一定具备充分条件，充分条件是：建立一个具有法治化、国际化、治理现代化先进水平的，市场起到决定性地位的现代经济体系。
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最大化的利用中国的这些“家底”，才能将资产周转率打到最高。
土地财政之后靠什么？靠什么来创造信用，创造货币？这不仅是当务之急，还是一个长期的深层次问题。今天人口负增长本身就让房地产难以维系，过去几年的房地产去库存靠棚改货币化，现在卖地只能左手土地招拍挂，右手让城投买，城投的钱只能向地方银行贷款，这是一种割据的信用内循环系统，也是中国式MMT。同时退休人员、机关闲散人员等需要社会抚养的人群也越来越多，赤字压力愈演愈烈。防疫战的财政支出方又主要是地方政府，三年来几乎用尽了家底。那么接下来怎么办？
对于地方债务问题，既然积累的矛盾如此深，积累的时间如此长，就不可能有灵丹妙药和捷径。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要做好长时间调养的准备。我也相信，中国经济身体健康的基本盘依然在，关键是要休养生息，尊重市场，构建法治体系和培养企业家精神，引领社会走向现代，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免疫力，然后慢慢消化地方债务等过去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。
总结来说，当前的中国是传统模式与现代模式并存的二元结构，要通过现代模式带来的发展逐渐消化传统模式转轨带来的各种矛盾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从中央到地方，从高层到基层，从政府到社会，都要培养现代意识，要有法治、民主、尊重规律、尊重科学等柔和谦卑的现代理念，塑造信任、开放、活泼、积极的政治和社会氛围。至于失去了土地财政，信贷怎么创造，货币怎么寻锚，这些都不过是高质量发展的工具。我们没有必要拿着工具当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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